前天是我此屆金馬影展的第一場,我為甚麼會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票呢?感覺很沈重的片子,又將近四個小時,膀胱儲存量及小的我恐怕會頻頻跑廁所,打擾旁邊觀影的人吧。事後證明我是多慮了,而且非常的有共鳴,好看!畢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代背景是設定在五零年代的台灣台北,雖然將近五十年前,但還是有很多時代遺留下來的記憶殘存到我出生的八零年代。而且張震昨天有來耶,電影開映之前在 lin89 開了小型首映會之類的,我對張震在電影裡的演技不太熟悉,之前沒看過幾部他演的片,只覺得他是個酷酷的型男。
小時候不太會想甚麼,等到年紀越來越大就越對老爸那一輩人的觀念嗤之以鼻,像甚麼: 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生活"安定"就好,穩定就是找一個有保障的工作,不要冒險諸如此類的說教,從以前到現在兩代之間不知道爭辯過多少次觀念的東西,辯到最後覺得爭論浪費時間索性很理性的拋下一句: 穩定很好呀,只是我人生追求的終極價值並不是穩定,而且你們無法強迫要我接受你們的價值觀!為甚麼年輕很叛逆、逃家,又混過外省幫派的老爸(聽奶奶說的,還聽說他小時候很多朋友都被判槍決)如今會變成活在恐懼生活匱乏中、滿嘴實不實際的中年人呢?
看完電影後才比較了解,他們那個年代大多數人的集體價值觀就是尋求安定、尋求保障,才可以稍稍減低對匱乏生活的不安定感。楊導在片中就試圖重現當年的老台北,也是他自小生長的環境,從眷村、冰果室、彈子房、幫派械鬥到警備總部,家中少有的奢侈品收音機傳來字正腔圓的播報員念著足以影響一個家庭對未來是否有憧景的大學錄取榜單,音調劃破寂靜。街上的商家稀稀落落,小店跟住家混合,哪來的今日氣派榮景啊。腳踏車、三不五十停電的外露式電燈泡,ㄧ切都在訴說當年在威權領導下,一種無已名狀的恐懼氛圍。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唯一能降低恐懼感的辦法就是有了公家機關的鐵飯碗、考上好的學校,不然就是組織幫派鞏固自己的勢力,
誠如楊導所說: 促成殺人事件的式整個環境,兇手是整個環境。小四捅進小明身體的那把日本女人自殺刀是出自於找不到生命出口的恐懼: 爸爸被警總帶走的壓力、無法置身校園幫派事外的壓力、升學的壓力、混帳訓導處的壓力.....。看到最後,小四在警察局偵訊那一段,我眼眶莫名的濕了,他們都不壞,幫派份子、訓導處、警備總部.....,他們都是被巨大的恐懼感驅使,做出他們以為能克制恐懼的行為。我現在能夠透徹地想,出生在那個時代的家人們也深受這股力量影響,而尋求安定的價值觀想當然爾也深烙在他們心裡,他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啊。而且若不是他們的尋求安定,哪來我們這ㄧ代的富裕呢?如果我生在那個年代,我也會如此吧。
雖說到現在對生活不穩定產生的那股恐懼陰霾已不復張揚,但多多少少還是遺留了下來,繼續延伸到我的國中、高中時期。那時候我們有自己與大人世界截然不同的社會體系,國中班上總會有幾位"大尾"人物,他們操著流利的台語髒話,在校園建立了自己的勢力,藉由互相侵犯來表現自己的power。而當你在青春期很多話無法跟父母溝通時,你當然也會在這個圈圈裡尋求同濟,至少裝也會裝一下吧。三不五時罵罵不標準的髒話來獲得認同,你真的很難置身事外。
不過所有灰暗時期總會過去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1991年上映,台灣是在1987年解嚴,也許這拍部片的想法更早就在楊德昌腦海中醞釀成形了,直到解嚴後才開始籌備。那一個年代被恐懼驅使,追求安定與秩序;到了我們這一代,我主觀的認為,是要突破、解放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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